2009年2月9日星期一

最该相信的还是常识

作者 / 袁东

金融危机,经济衰退,资产市场和大宗商品价格暴跌,无 论是政府财政支出还是货币信贷投放都比着赛地扩大,这恐怕是绝大部分中国人在半 年以前所难以想象的。就在油价涨到近150美元一桶的历史最高价时,还有全球最负盛名的跨国投资银行预测很快会达到200美元,然而在极短 时间内却跌至50美元以下。就在不到一年前,各类官方和非官方组织要人们相信美国次贷危机最多在今年下半年就会度过最糟糕的阶段,而我 们看到的现实却是恶化成相当严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预测一再调低。对 此,人们不仅要问:我们该相信谁?

  看来,在这个日益市场化和全球化的世界上不存在值得绝对相信的权威,更不存在可以信赖的威权。没有哪 一个组织与个人是圣明和绝对的。 人们相信的应该是自己和常识!如果连自己都不相信了,就失去了认知和行动的主体。一切的一切,都是相对于你自己作为一个主体而言的。 相信自己不仅是对自我主体的认可,也是对"非我"客体的理性认知,更是良好社会秩序的基础。不相信自己的人,很难真正相信别人。这种 人不是盲从和奴性十足,就是行尸走肉。其实,这也是一种常识。所以,最该相信的就是常识!

  所有动荡、危机和恐慌,都是违背常识的结果。 没有哪种违背常识的行为不是愚蠢并具有破坏性的。就像有违于生老病死的常识一样,即便是 那些不可一世的帝王,集举国之力寻求长生不老的"丹药",也并不比普通人活得更长。就经济活动来说,常识很多,最基础的不外乎人首先 是利已的,然后才是利他的,产出的背后必然是先投入,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免费午餐"。

  中国人不相信经济常识而吃大亏损的教训很多。最典 型,恐怕也是人类历史上教训最为深刻也最为惨痛的,是上个世纪50年末到60年代初的" 大饥慌"。先是最高行政决策层放弃了投入产出和技术条件等客观常识,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强烈口号与意识渲染中,明目张胆 地"放卫星",大肆造假宣传粮食亩产几千斤甚至几万斤;其次不顾人的自利性常识,一夜之间在全国大办"公共食堂","免费午餐"遍及 神州大地,在通过集中一切生产与生活资源消灭家庭的过程中强行推进"集体主义"和"大跃进"。结果呢?导致了在没有战争没有天灾的正 常年景里3600万人饿死[1],这一人为惨剧前所未有。

  脱离了封闭僵化体制的中国人,在对外开放和市场交换范围不断扩大的过程中,自 然日益深受全球化和市场波动的影响,周围世界有了变化并 不断加快,是正常和积极的。如果因极易大幅度受到国际金融动荡和市场周期的影响,而怀疑甚至否定对外开放、体制改革和市场化的推进, 则是向原来停滞封闭制度的倒退,也是极其愚蠢而落后的意识。正因为中国显着的市场化改革和融入全球体系的极大进展,才使我们有了与核 心国家同样感受的增长喜悦和危机困惑,更使中国有机会参与到全球经济和政治秩序的建设中,增加了话语权和影响力。这也是一种常识。中 国人不可能只享受体制改革、市场化和全球化带来的好处,而不承担其中的成本。

  当然,这更是一种无可否认的进步。这种进步的关键反面参 照,就是原来政府垄断一切经济、政治、文化艺术、舆论资源并严密控制思想的制 度。越是走向这种制度的反面,并且走得越远,中国发展得越快。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进步的基础并不牢固。一旦有了经济动荡,特别是像 这次金融危机的影响,行政权力非常容易假借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得以恢复、延伸和滥用。如果一味为了制止经济衰退、刺激经济增长,而 在大幅度增加政府财政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将过多的经济资源又集中在"国有"框架内;或者因为西方发达国家在这次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所 采取的暂时"国有化"措施,而对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予以怀疑甚至否定,加剧对"国有化"体制的迷恋,将是又一次令人担心的对经济常识 的违背。这一违背,不仅无益于当前的危机应对,还可能造成更大的危机。

  实际上,起始于美国的这次"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也是对经济常 识的忽视和违背。不管是房地产价格,还是股票价格,不可能一直是上涨 的,也不可能是一直下跌的;不掏钱就可以购买一切,或者不用储蓄而只靠借钱就一直过着优裕的生活,要么不可能,要么不可持续;金融创 新到不用投入就可以大把获利,就已经到了严重扭曲而难以为继的地步。现在看来,至少在过去十年里,美国人的确是忽略了这些常识。未能 信守常识的结果,就是眼下仍在肆虐的大规模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危机和衰退,既是以前行为的结果,也是对以前过头行为的调整,更是寻 求新生的过程。

   如果不能真正启动本土需求的扩张,并通过双边和多边合作扩大彼此间的市场容量,以及在此基础上,积极配合发达国家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 衰退,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化国家也将难以确保自身利益。因为市场化和全球化的结果,已经将新兴市场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市场连在一起 ,相当一部分增长动力来自发达国家也是新兴市场国家所不可否认的事实。当然,核心国家如想尽快摆脱这场危机的折磨,亦必须重视新兴市 场国家的利益,充分尊重和发挥他们的作用。否则,发达国家的危机将更加恶化,痛苦更大。这也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常识。

  中国要想在扩大国 内需求的过程中避免向行政权力过度垄断的旧体制回归,安然度过本次危机,并为今后更加健康而持续的增长奠定基础,应 在保持货币政策灵活适当的同时,加大财政政策的作用。财政政策的运用重点,以减税为主要内容的收入政策应得到首要考虑,并使其得到最 大运用,借此调整过去十几年形成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过于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的不合理结构,而这一结构恰恰是制约本土消费需求扩张的关键 所在。其次才是财政支出政策的运用。财政支出首先应当用于以"民生"为目的的医疗、教育、居住、养老等社会保障方面,然后才是道路交 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尽量降低甚至避免对国有垄断竞争性盈利性企业的投资或补贴。如果将财政支出尤其是对国有企业投资作为重点,一味扩 大政府投资,虽然可能取得暂时性抑止增长下滑的效果,但会付出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继续扭曲、大量投资浪费低效以及强化行政垄断的代价。 更为重要的是,借应对危机之机,进一步放开对本土民营资本的限制,允许并鼓励民营资本大量进入诸如金融、电信、交通、能源、资源等国 有垄断行业,这不仅是一种体制改革的推进,更将起到比单纯增加财政支出更好的扩大内需的效果。

  总之,相信常识,无论何时都是少走弯路所 必需的。常识不仅来自于经验和知识的积累,也来自于教训和痛苦的煎熬。常识并不等于一味传统 和保守,更不意味着没有创新。基于"发现简单"和提高投入产出效能的创新,不仅是基于常识的进步,更使常识得以不断递进发展。因而, 常识是动态的,是经过锤炼而值得信守的。凡是信守常识的人,都是稳健而理智的人,也是获得持续发展的人。一个经济体和国家的政策选择 与发展,亦适用此理。

  [1] 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天地出版社2008年出版。


回归简单

作者 / 袁东

 "所有'人性的'精明都在指向一件事,那就是尽可能不负责任地生活。"[1]这是丹麦哲学家克尔恺廓尔于19世纪中叶看到教士们怂恿人们逃避生活责任时所发出的指控。

   就一个半世纪后的当今世界看,克尔恺廓尔的这一指责一点也没有过时。或许,"人性的精明"就在于寻求不负责任。果真如此的话,所谓"康德第二命令"―― "永不把他人当作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而是始终把他人本身当作目的。"[2]――也就仅仅是康德闷在屋里的一厢情愿而已。

  世俗生活里, 那些奸诈庸碌而又心胸狭窄的极度自私之辈,除了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将水搅浑,掩盖自己的无能,并趁机"浑水摸鱼"之外,别无他长。这类家伙的"混世精明 ",就在于惟恐事情简单透明而高效,因而是最彻底的不负责任。相反,但凡没有忽视克尔恺廓尔式"伦理生活"[3]的人,都会讨厌简单的问题复杂化。那些极 少数真正具备"社会理性"的优秀人士,无不是回归简单而看重透明高效的智者,因而他们的"人性精明"在于寻求更大的责任。

  以此论推,在市场活动和人际交往中,以及在企业管理和更加宏大的社会活动中,远离以至拒绝那些只是擅长将简单问题复杂化的人,绝对是一个明智的理性选择。想想历史,看看周围,你肯定不会反对我的这一建议。

  近期,金融市场的巨大动荡,及其演变而成的"百年不遇的"危机,正是在一味追求复杂化过程中所呈现出的极度不负责任。

   曾经不可一世的"华尔街牛仔"们,只是记住并无限扩大了阿基米德那种"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把地球撬起"的豪气,而忘记了起码的常道。他们将物理学上的" 杠杆"拿到了金钱世界里,倒是把"世界财富"撬了起来,但没想到无限制使用"杠杆"的结果,是将那"金色地球"撬到了他们自己都看不到的天上,并在大吹大 擂之际,却被从高空迅速下落的"金色地球"不偏不倚重重砸倒在地。相当一部分家伙恐怕再也爬不起来了。

  这次还远未看到结束的金融危机, 起始于美国的债券市场。原本,债券是最简单的金融工具。但多少年来,人们并不满意于"单一现金流"的直线式债务债权契约,并以此作为定价和交易的基础。而 是轻蔑地认为,"单一现金流"的债券是"平淡无奇"的。于是,在"金融创新"的号角下,"金融工程师"们将简单变复杂,创制出了"多种现金流"混合挤压式 的债券,并被作为"衍生产品"广泛在市场上交易。这种曲线了又曲线的债权债务关系被不断繁衍的结果,导致无论是发行体、投资者,还是评级机构、经纪商,根 本无法分清"现金流"在时间和空间的具体分布,或者压根儿就不知道所持债券的"现金流"到底在哪里。

  不管作为最初始的不动产抵押贷款在 信用级别上是"优先级"还是"次级",当被包括投资银行、信用评级公司、保险公司、地区性和全国性住房抵押信贷机构、商业银行、基金管理公司等在内的形形 色色金融中介多次不断参与策划和倒手后,这一原本简单明了的债权债务关系,就衍生出了ABS、MBS、CDO、CMO、ARS等,中间还伴生着CDS等。 几乎所有金融圈里的人,将他们所有"人性的精明",似乎都放在了如何将金融产品复杂化上。使得这种"创新"链条越来越长,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无序。最 终,被复杂到只是将那些眼花了乱的"产品"当成赌场上的符号,炒来炒去。或者,在被各类销售中介、多种"信用增级措施"和顶尖级信用评级机构抹上一层层厚 厚的脂粉后,被喧染成一位艳丽而灼热的交际花。但实际上,不仅俗不可耐,而且就像"皇帝的新装"。"华尔街牛仔们"都知道这位"皇帝"什么也没穿,但谁也 不站出来说破。更可惜的是,那位只懂简单的"小孩"也没有在场。所以,只好由一场"百年不遇的"大危机来揭穿和结束这一切。

  现在看来, 那些当时声称给"皇帝" 亲自裁减和穿戴了多少件艳丽衣服的信用评级公司和债券保险公司,以及那些对"皇帝新装"赞不绝口的投资银行、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无一不是极度不负责任的 自欺欺人。但谁都知道,如此疯狂追求复杂化的机构和个人,无不是为了各自能够一劳永逸地获取暴利。实际上,他们如愿以偿。当华尔街以至全球主要金融机构轰 然崩塌时,他们都带了一顶金色的保护伞飘然离去。而为那些"金伞"付钱的,却是普通的纳税人和整个世界经济金融。

  反观中国当前的经济社 会,这种处处规避简单而不负责任的情形并不比华尔街差。无论是各级行政司法等公共权力机构,还是国有金融与非金融企业,那些权力和资源掌控者中的相当一部 分,最为擅长的事情就是将简单变复杂。而这一复杂化的过程中,也无不是将公共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小团体化和个人化,以及小团体和个利益法制化的过程。最 后只剩下真正简单的普通民众,成了最简单直接不过的利益牺牲者。

  我如此批评将简单之事复杂化,提倡回归简单,并不是说不要创新,更不是 倡导仓促行事甚至鲁莽。因为,观察历史就会发现,不管是技术创新,还是金融、经济和社会制度创新,凡属对人类进步有积极作用的真正创新,无不是将看似复杂 的事情条分缕析后,化繁为简,便于人们使用和实施。更重要的是,简单,意味着一种透明、广泛参与和高效。所以,凡事,一旦化简为繁,不是没有主见和无能的 体现,就可能是不负责任的私利过度膨胀的征兆。

  如此说来,不管是推动中国金融的创新,还是促进中国行政司法、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如 何尊重事物的本性,避免化简为繁,尽量做到简单实用,就不仅是关系到创新和改革的效率问题,还涉及到公开、公正的问题,更是一个如何将"人性的精明"引导 到对自己负责任也对他人负责任的文明推进问题。

  [1] (美)苏珊。李。安德森,《克尔恺廓尔》,中译本,第18页,中华书局2004年出版。

  [2] 同1,第53页。

   [3] 在克尔恺廓尔看来,人的生活选择有三个层面:为自己、为他人、为上帝,即而也就分为审美的生活、伦理的生活和宗教的生活。三个层面是有高中低之别的。为自 己的审美的生活最低,为他人的伦理生活为中,为上帝的宗教生活最高。但克尔恺廓尔又认为宗教生活是非理性的,而伦理的生活是理性的,伦理的个体从属于普遍 性,而且这种个体概莫能外地须做伦理上正确的事情。参见,苏珊。李。安德森,《克尔恺廓尔》,中译本,第50-54页,中华书局200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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