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在80年代曾对一些主要西方国家的政府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的里根政府和英国的撒切尔政府、中国80年代后期的赵//紫/阳以及90年代前期苏联及俄罗斯的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改革，所实施的都是具有新自由主义特征的经济政策。
这种政策的共同取向集中在两点上：（1）让政府功能最小化，（2）让经济体制趋向私有化和自由化。
新自由主义的根本目标是削弱国家在经济中的导向作用：
1、反增长，自然增长，依赖私人投资，使发展中国家资金分散，不能集中国力发展垄断的竞争性产业。
2、反政府导向，可以抑制后进国家的工业化运动。因为只有政府积极导向才能发展重工和国防部门。
3、全球经济自由化（李斯特论点），有利资本雄厚的西方商品的自由输出。
4、 反价格控制政策，因为价格政策是无形税收、间接税，是一种直接作用于消费者的高税率，有助发展中国家积累工业化资金。价格放开后，消费者得到好处，国家财 政收入锐减，于是转嫁到企业头上，会导致国有企业竞争力下降。 但是，新自由主义这一套在中国并没能全部得逞，中国没有陷入停滞，是由于涌现大量乡镇企 业。乡镇企业利用源源不断的低工资的农民，填补了国有企业所让出的市场空间。
5、资金市场自由放任和国际化，有利于西方金融资本主宰全球金融空间。
6、所有制改革，主要目标是打击中国的国有经济的骨干企业，包括重工和国防工业。
7、数学陷阱。新自由主义卖弄使用特定的数学语言，使局外人难以理解经济理论的社会及政策的涵义。
8、反垄断导向，目标是打碎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宏观控制体制。实际上，如果真正反垄断，那么美国就不应该让中国帮助它保护知识产权。因为所谓知识产权本身就是一种绝对垄断，而且是最赤裸裸的知识技术垄断。（例如微软。）
在中国，新自由主义祖师科斯以提出所谓"产权明晰"、"交易成本"而知名。由于其理论论证了私有化的经济合理性，为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私有化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导致这些国家的市场改革和经济瘫痪，而于1990年被西方授予诺贝尔经济奖。在80年代中后期以香港作为意识形态基地而渗入了中国。
90年代中期以后，引导中国经济改革理念的市场经济设计中，一些重要的政策影响来自新自由主义，特别是新制度主义传播的"产权明晰及产权革命"观点。 因而许多经济改革措施都被引向于瓦解国有经济和推行私有化。例如：以严厉的金融监管和高额税收政策，扼杀国企的融资手段和营利空间，以"反垄断"和新的不公正竞争规则，困闭国有企业的市场空间。以"股份制改革"分解、蚕食国家对国有企业的产权，让银行过剩的金融资本流入房地产业和股市炒作套利，造成泡沫经济，形成虚幻增长的表象。 一些地方政府甚至直接以纵容性的政策，鼓励贱价变卖国有企业和地产的私有化运动。其结果是导致了国有企业的大范围破产，同时造成了大规模失业问题。这种政策，实际都是根据于新自由主义理论所设计的空想性自由市场模型而发生的。
9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这种渗透，伴随着对传统马克思学派政治经济学的否定，以及对国有制经济、中央计划经济以及国内市场保护主义的全盘否定同时发生。
为了渲染一种新的正统性，这种新自由主义极力将自己包装成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中性"的"经济科学"，冒充为具有现代"产权观念"的"现代经济学"，因此盅惑了不少幼稚和轻信的人。
然而，我认为，新自由主义根本不是科学而只是一种意识形态工具。我认为，经济学距离成为一门具有实践意义的真正科学这一目标还非常遥远。（这一点实际上也是西方多数公正的经济学者所公认的。）
据 我长期观察和思考，我认为，确实存在一个来自美国背景，而通过受其操纵影响的中国学者以及部分官员来鼓吹和施行，以系统化地摧垮中国国有经济为目标的阴谋 计划（经济学者杨斌所谓"软战争"）。科斯的弟子张五常，这位从来不读别人书的博士于80年代初来到香港，一来即就任香港大学经济系主任，这确实是经过英 国人和美国人精心选择和安排的，而且确实是承担着一种重大的意识形态使命的。这也是美国、英国利用经济意识形态试图操控中国改革的一个具体的实例。
这个计划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输入，其具体步骤随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发展而不断深入并有所调整。大体分阶段如下：
（1） 以取消价格补贴及限制为契机，建议实施"休克"疗法，即激进的"一步到位"，"长痛不如短痛"地向市场体制快速转轨方案。（1987-1989）建议实施 财税体制改革，把间接税变为直接税，使政府财源由国企、企业（上缴利润）转到向民间企业直接征纳。民间税源监控困难（易导致资本流失，有利私有化）。同时 税源直接化导致国家与纳税人的直接关系，易引生抗税活动。诱发社会矛盾。
（2） 鼓吹以"入关"作为与国际接轨的重大步骤，鼓吹"全球化"，鼓吹"民族工业"概念已过时，代之以所谓国际化的现代企业制度"，破坏中国国有企业存在的理论 根基，消解中国经济的独立自主性。（1993-1995）试图搞垮解散大型国有企业，以之融合、兼并到西方跨国企业中。
（3） 以国有银行和投资体制的改变给国企断血。在原体制下，民间储蓄进入银行，企业收入上缴财政。国家以银行资金和财政收入从事投资。易于宏观控制。在新体制 下，民资直接进入股市，被内外炒家和银行资本大肆炒作，形成股市泡沫经济。国家财政靠公债及赤字和税收。国家对国民经济控制力遂大大减弱。
（4） 鼓吹推进"产权革命"，从金融政策上阻断国企的供血渠道。以所谓"破除垄断"、"公平竞争"剥夺国企对市场的主导能力，进而以"股份制改革方案"--不叫 私有化的私有化政策，瓦解及解散国企。由于国企陷入金融及市场困境，造成许多企业瘫痪、破产，成千万人陷入大规模失业。（1996-1998）
（5） 对粮食流通体制实施行政控制，放弃农产品的价格支持政策，在财政上长期忽视农村和农业问题，导致近年农业经济的严重困厄，使农民再度陷入生存困境。
（6）在亚洲金融危机后美国及IMF建议人民币继续维持高汇率，导致1998年出口大幅度下滑。
（7） 鼓吹加速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提早实施人民币自由兑换，准备对国际炒家（金融大鳄）全面开放中国证券市场。
（8） 针对中国来之不易的1600亿外汇储备，现在又有人提出欲使之全部投放到无保护的美国金融证券市场参与炒作游戏以套利的妙计。一旦美元发生汇率暴跌和危机 （这种情况在近年内极可能发生），中国国家外汇资源将被困锁和贬值大跳水，未来中国政府势必陷入严重的金融危机。以至由于外债、还债而不得不俯仰依赖西方 金融势力，从而陷入类似于当今"俄罗斯"式的债务及财政危机，使中国最终丧失在经济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地位。
九 十年代后期，新领导关于经济问题的某些“新思路”，从政企分开到产权改革，主张砸“三铁”、消灭养“懒汉”机制。特别是提出“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后来 承诺在三年内解决国企问题等。某些新政策的背后是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思路。后来的所谓“新政”，其主要大端有四项。一是实现“产权革命”，使多数国企私有化 了。二是改革了原来由中央统管的财政税收体制，建立了分灶吃饭的“分税制”。三是实现了入关即加入“ WTO ”。四是改革全民教育和全民医疗卫生系统，将其市场化了。还有一项，就是原准备全面改革金融、会计及汇率制度，使其与“国际全面接轨”。但 1997 年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后来未能改下去。结果，2000 年以后，各地政府大规模地快速推进了产权私有化。通过这种改革，国有经济转变为私有经济，国民经济中的若干部门，日益演变为被权贵资本家所主导的私有化经 济。
问题是，如果真的能出现一个繁荣的私有化经济取代原有不景气的国有经济，能够 大规模地吸纳社会上的失业人员，那么这也未尝不是一种解决办法。可惜现在问题并非如此。只是在短短几年之内，许多国有企业被卖光、分光、抢光、偷光！国企 体系解体，导致严重的社会失业，众多被“买断工龄”的下岗人员沦为失业者。而他们面对的并不是新的出路，而只是绝望。
过 去，“改革者”们指责公有制是“三个和尚没水吃”的懒汉温床，说国有企业中存在严重的隐蔽失业。现在倒好了，是桶崩水泄，连水井都给填掉了。再也不是“隐 蔽失业”，而是公开失业。千百万人失去生计，失去基本生活保障。还有不计其数的新生人口正在进入这个人群。许多人没有了饭碗，一家人没有机会，没有前途， 没有未来。而导致这一切的意识形态根源，就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引导下的一系列错误的经济政策。（风之谷群：35019397）
“看不见的手”是一个神话
（一）“看不见的手”带来的是危机
近年在中国最流行的教科书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这本书是当代美国"福利"经济学中有代表性的理论之一。
这本书第一章即阐述了著名的市场调节原理--即所谓"看不见的手"的理论：
在理想的市场制度中，供给，需求，通过价格涨落机制得到灵活调节和自动平衡。
在供给不足时，商品价格上涨，高利润通过价格信号刺激投资者，促使其将资源、劳力、技术转入短缺部门，于是供给增多，使需求得到满足。
当供给超过需求时，商品价格下跌，低利润及低价格信号促使投资者转移资源、劳力和技术，减少生产，于是供求恢复平衡。
同时，在供给趋向满足的进程中，市场竞争激烈化，自然淘汰低效益的投资者，自然调整经济结构，从而保持生产的高效率。
在 这只看不见的市场之"手"的调整下，经济结构和制度自动得到调整和运转，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永远不会有生产过剩和供给不足的长期情况发生。（这是根 据"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著名的萨伊假设）所以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的几个版本中，曾吹嘘理想的市场机制，已使现代资本主义彻底摆脱了周期性的经济危 机。
萨缪尔森认为市场自动调节可以消灭经济周期，或改变了周期的运行机制。这一直是庸俗经济学的一个梦想。但这纯粹是欺人之谈。危机的发生，即经济周期性波动和震荡的发生，与市场经济的本质直接关连着。只要是市场经济，就无法摆脱这个周期性危机的机制。中国也是如此。
斯密--帕雷托的自动均衡模型，看起来，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经济"模型"。它在几十年间被西方推荐给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用来和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作比较，并且由此得出如下结论：
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商品短缺，根源是由于价格机制的无效，由于供给部门依靠集中的指令性决策，不能根据价格信号对市场需求作出及时的、灵活的反应。并从而导致了资源配置的浪费，人力投入的低效益等种种弊端。
因 此，社会主义改革的最终目标是政治自由化和市场经济化。作为市场经济这一理论模型，以及依据这一模型所设计的经济改革方案（萨克斯休克疗法/哈佛500天 方案之类），在方向上引导了五十年代以来(1953年南斯拉夫最早试行经济改革)所有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革。然而，其在苏联及东欧导致的悲惨后果我们今天都 已看到了。
今天反思这一套经济理论，我们会惊讶这个理论模型的简单和幼稚。实际上，这个模型如果想要成立，至少必须借助于存在三个假定即条件：
1、生产者根据价格信号及时进行投资的灵活转移是无需成本的。
2、既成的社会生产力结构是弹性的。
3、保证投资转移和生产力改造可能性的资源、技术要素是可以无限量地供应的。
如果不存在这三个条件，那么在现实中就必须考虑以下问题：
即使市场需求通过价格和利润给以投资者有诱惑力的巨大信号，他是否可能立即抛弃或改造他原已拥有的全部设备、技术，抛弃其现有工人，而把资金立即转向另一个有利可图的生产部门?这种转移在经济上要支付的代价有多大?是否可保证投资转移者必定获利?
其次，投资转移是需要时间的。事实是生产能力的改造总是落后于需求变化。从投资到收回投资和利润的时间，往往长于需求旺盛的时间。
市 场需求总是千变万化。而投资者购置设备，雇佣工人，引进技术所建造的新的生产线，当其具有生产能力时；原来在市场上闪现高利润的需求可能已经满足而改变。 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的整个生产配置、生产能力将再度成为过剩能力。（在中国，近年严重的大量的重复建设就是在这种市场"机制"下发生的。）
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已配置巨大资源、劳力的生产线，就会成为社会性的浪费。
因此，市场经济根据其本性天然地存在宏观失控即发生生产力过剩的可能性。市场调节经济在微观角度（对个别消费者），似乎是有效率的。在宏观角度（对全社会）却往往是低效率的，并且必然发生供求失衡与周期性经济危机。
实际上，这种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在那种理想市场模型中已经隐涵。即：当供给大于需求时，价格下跌，利润率下降，甚至无利润，导致投资必须自动退出这个部门的生产领域。在理想的帕累托模型中，这一点总是被轻描淡写地描绘，并且被颂扬为一种制动阀、调节器。
但是，这种投资过旺、生产力过剩，即所谓"结构调整"，在现实中却是隐涵严重可怕的社会代价的。商品积压、工厂破产，银行倒闭，工人失业下岗，就是经济学中所谓价格信号下落，利润率下降自动调节供给的必然结果。
列 宁说：在自由市场经济中，"要使资本离开一个工业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去，就必须经过危机。"《列宁选集》第1卷第187页。这种情况，在我们今天的经济 现实中早已经不是什么陌生的问题了。这就是盲目引入市场机制以及实践这一套"福利经济学"理论的现实后果！对此，难道我们还不应当对从美国引入的这种主流 经济理论重新反思吗？！
中 国当代主要经济学的主要错误，就是全盘接受了自由主义的供需均衡市场模型（看不见的手）的全部理论假设，把一个现实中并不存在而只具有抽象理想意义的模型 当作现实的工作目标。这正如一个建筑设计师把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作为抽象点、抽象线的抽象与面作为设计目标去进行追求，达不到这种目标就认为不能设计出理想 的房屋，是同样地幼稚可笑。
（二）自由竞争市场模式早已落后于时代
斯密所构想的自由竞争市场模式，其基本特征如下：
（1）在每一个经济活动部门里，都存在着实力不相上下的各种不同的私有制企业。这意味着生产集中的过程还没有充分地发展起来，任何一个企业都不占有垄断地位。
（2）经济活动的中心人物是资本家即小企业主。
（3）价格在市场上自发地根据供求关系而形成，任何企业都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把自己制定的价格强加于市场。
（4）资本和劳动力存在着充分的流动性，这意味着，它们可以毫无阻碍地立即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
（5）经济活动的原动力是：从投入的资本中追求可能达到的最高利润。资本主义企业的目标是短时期利润的最大限度化。
（6）市场供求机制是经济的主要调节者。价格根据需求涨落，参与资本的利润率平均化趋势的实现，在这一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7）产品的实际价格由供求关系决定，因此自动偏离生产价格。通过这种偏离，国民经济结构自动调整。如果在一个生产部门实际利润高于平均利润和平均生产价格时，资本就会流向这个部门；相反，如果某些部门的实际利润低于平均利润时，资本就会从这些部门流出。
（8）若不考虑时间因素，可以假设由于实际价格和实际利润偏离平均价格和平均利润，就会立刻或在极短时间内导致社会生产的扩大或萎缩，形成经济的周期性；这也就是经济危机。危机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经阶段。
19世纪的古典自由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是同这个模式所描述的情况相接近的。当时企业的规模一般较小，因此任何一个私营企业都难以在市场中占据垄断地位。
然而在当代，国际资本主义已经发展成全球化的庞然巨无霸，伸展成为网络遍布全球，无远弗届，千手千眼的超级跨国垄断经济体。研究这种现代全球性资本主义，已经再也不能用斯密那种小企业在市场中林立、自由竞争的古典模式了。
（三）自由竞争必须以公平、平等为前提
亚当·斯密的理论是这样的理论：经济自由放任，解除一切国家控制，认为国家根本不干预的经济，就是对一切商品生产者最有利的经济。
"即是说，根据这样一种理论：促进经济发展和公共福利的最好方式，就是取消对私营企业经济的束缚，让它自由自在。这就是在本书中所称的'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分析史》，2-25，商务版。
在抽象的意义上，斯密的理论似乎是合理的。因为它主张在自由的市场上，排除一切人为障碍，放手让商品生产者进行自由竞争，以便让优胜者(高效率者)淘汰低劣者。
但是，这种自由竞争必须具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即所有参与竞争者面对的竞争条件是平等的、公平的。在体育场上也是一样，如果比赛，应当是同重量级的人与同重量级的人进行竞争。否则竞赛结果就是不公平的。
而现在的问题在于，在世界市场上，参与经济竞争的国家所面对的经济条件恰恰是不平等的。大资本与小资本，高技术与低技术，先进国与落后国等等。如果把这些条件不平等的国家放在同样的市场环境下竞争，优势、利益就很自然地将倾斜到发达国家一方。
我深信，有些发达国家之所以拼命通过一切渠道向不发达国家领导人和经济学家，宣传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问题和奥秘就在这里。
事实上，不管是美国、日本还是欧洲的发达国家，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可以不管它的国民经济，而只做什么市场经济的“裁判员”！一个放任市场自流没人管的经济，必定是世界上最坏的经济；必定会成为弱肉强食，任由经济强者肆意掠夺弱者的野兽经济。
所以李斯特当年曾对德国人（俾斯麦）说，亚当·斯密理论祸国殃民！李斯特还说，亚氏的《国富论》，那只是帮助英国人富国的理论，而对德国人，则是国穷论！
德 国历史学派以国民经济的机体与人的机体相比拟。他们问，难道能够不要神经中枢的控制系统，让人的各种机体自由竞争吗？让肝、心、肺、胃等机体失去神经中枢 系统的调节控制，在人体内进行自由竞争，让胳膊和大腿去竞争，看谁具有最强的生存优势？这不是机体的自我残杀吗？这样竞争，一个人还能活下去吗？他在两年前就预言了美国金融危机
新自由主义进入危机和终结阶段
［美］大卫·科茨著 丁为民 沈文玮 摘译
［国 外理论动态按］：2006年12月美国著名左翼经济学家大卫·科茨将题为《新自由主义时代经济增长的矛盾：当代美国经济的积累和危机》的文章寄给我刊，并 授权我刊刊发其中文版。该文认为，在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体制中，经济扩张的趋势是与利润增长而工资停滞相伴而行的，这形成了潜在的生产过剩问题。在新自 由主义时代，这一障碍是通过不断增加的家庭债务和资产泡沫加以克服的。然而，这些方法正逐渐变得行不通：美元利率已经很低、经常项目赤字居高不下，同时美 元面临大幅贬值威胁，通过降低利率扩大家庭债务和资产泡沫已不可能；而联邦赤字已经很高，通过扩大财政赤字和政府开支刺激经济也不可能，美国的新自由主义 增长模式将进入危机和终结期。由于中美经济关系具有很高相关性，美国经济模式的转变对中国经济将产生巨大影响，因此这种动向值得我们高度关注。文章内容如 下。
在 二次大战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中，工业化的资本主义世界兴起了一种高度规制化的体制。这种资本主义体制的特点是：国家对经济的高度调节、福利国家、强大的工 会及在某些国家存在重要的国有企业部门等。1980年前后，新自由主义的制度结构开始在资本主义世界的许多地方占统治地位。它包括限制国家对经济的调节、 国有企业及其职责私有化、大幅缩减国家福利和削弱工会等内容。
在调节资本主义阶段，强大的工会和广泛的国家福利项目使得生产过剩已不太可能成为积累中的问题。但是，这一制度却促成了另一种倾向，即利润挤压问题。
在 调节资本主义时代，由于国家的福利项目变得越来越慷慨，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工人的谈判力使之免受失业的影响。不仅如此，当国家通过有效的干预来缓 和危机时，也限制了危机对工人谈判力的影响。一些分析家认为，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美国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利润率的持续下降，以及发生在20世 纪70年代不断恶化的螺旋式通货膨胀，最终瓦解了调节主义的制度结构，代之以新自由主义的制度结构。
在 新自由主义时期，有一个新的主要矛盾呈现在经济增长中。在这一时期，由于工资不断增长而产生的利润挤压似乎已不存在，随之而来的却是工人地位降低，国家社 会计划受限，政府行为主要以提高资本税后利润为导向等；其结果是造成了一种以高利润和工资停滞为特征的资本扩张，而它又面临着剩余价值的创造条件与剩余价 值的实现条件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高利润率与工资停滞相结合产生了一个与需求相对的潜在生产过剩问题。
但 是，这并不意味着在新自由主义框架下，资本无法实现经济扩张。相反，它意味着在停滞的工资之外必须有某些力量，提供不断增加的需求。历史表明，新自由主义 的扩张，是与充斥于资本家之中的欢快氛围、资产泡沫的出现及各种形式债务的快速增加相联系的。这些变化可以在工资停滞的情况下，在短期内推动投资需求和消 费需求的增长；但它同时也会不断加剧经济失衡，最终导致经济崩溃。
我 曾对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经济的扩张作过考察①，并论证了暂时阻止经济活动中生产过剩问题的途径。本文则要考察自2001年衰退以来的美国经济扩 张，以进一步揭示在新自由主义制度框架下产生经济扩张的根据。作者发现，存在着某些与20世纪90年代经济扩张相类似的因素，如由于削弱工人力量而造成的 利润率升高，消费收入的增长速度快于消费支出，不断增加的家庭债务等，这些都暂时掩盖了生产过剩问题；同时，资产泡沫在经济扩张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虽 然本文聚焦于2001年之后的四年的经济增长问题，但它却发现在新自由主义时期，存在着一个更长的、超越个别商业周期的扩张形态。它表现为，延缓生产过剩 危机的手段会导致一个不断增长的债务，只要政府行为能够缓和最终的危机，这一债务就会不断支撑一轮又一轮的扩张。这一发现表明，在新自由主义制度框架内， 赖以实现经济扩张的必要手段很快就将要失效，因为，进一步扩张债务恐怕已不可能。这将导致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就像20世纪70年代的那场经济危机一样， 这将为向一种新的制度结构转换创造条件。
本文第二节简要评论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扩张中的一些关键特征。第三节考察了2001年的经济衰退，为分析美国当前的经济扩张提供了背景资料。第四节分析了2002年以来的经济扩张。第五节总结了通过研究新自由主义制度结构下的积累和危机所得到的启示。
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经济扩张
在 1991—2000年美国经济的持续扩张中，后半期的扩张显然要比前半期来得更迅猛。从1991年到1995年，实际GDP的增加相对较慢，每年只有 3.1％；但从1995年到2000年，则增长迅速加快，达到每年4.1％的水平。在前半段较慢的经济扩张期，增长主要是由迅速增加的非居民固定投资驱动 的，而后者又表现为税后利润率急剧上升的结果。1995年以后经济的加速增长，首先得益于非居民固定投资高达两位数的增长率，因为这一时期的利润率继续走 高，达到了60年代以来前所未有的水平。1997年以后，这股投资热潮又被加速增长的消费支出所补充。后者的增速远大于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尽管收入与 消费增长之间一直存在缺口，但还是从整体上推动了经济扩张。在1995年以后的经济快速扩张期，无论是投资支出还是消费支出，都受到了股市泡沫的驱动；至 于消费支出的增长，不断增加的家庭债务也为其提供了资金支持。
在 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扩张中，政府相关部门GDP的增长明显低于整个GDP的增速。众所周知，到上世纪末，缓慢增长的联邦政府支出与迅速增加的税收收 入，使联邦预算有了盈余。在整个扩张期，短期和长期利率都保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上。这次扩张是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在其结束时，失业率达到了相 对较低的4％的水平，同时保持了低通胀。
2001年的经济衰退
在 2001年的经济衰退中，GDP与其说是显著下降，还不如说是出现停滞。从2000年第三季度开始，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01年第三季度；之后，又出现 了持续反弹。经济衰退在非金融企业工商部门的产出变动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形成了2000年第三季度的波峰和2001年第四季度的波谷；但这种下降是温和 的，在前后共五个季度中仅下降了2.7%。
非 金融企业工商部门的税后利润率从1996年到2005年期间的变化情况是：从1997年的波峰开始，到2000年，利润率已下降了将近一半（46%）。与 此不同，同期的非居民固定投资却保持着增长态势，年均增速达9.7％；这是因为，不断膨胀的股市泡沫继续影响着收益预期。
理论前沿 促使经济下降的原因是发生在2000年夏末的股市泡沫破裂，它打击了公司投资者的信心。由于持续数年的投资热潮所形成的生产能力已超过实际需要，所以，工业能力利用率逐年下降，从1997年的83.9%降到2000年的81.8%。
紧 接着就是非居民固定投资的下降，以及库存积累由正值大幅向负值的变动（这表明库存已不再有积累）。正如相关资料所显示的，非居民固定投资在2001年下降 4.2%，2002年又下降9.2%，这说明投资激励已急剧下降。停止积累的库存在2001年对GDP的贡献率是-0.88个百分点，比同年非居民固定投 资的 -0.52 个百分点的冲击更大。
由 于消费支出异常持续的增长，一场严重的经济衰退在2001年被避免了。在美国经济中，消费支出几乎占到GDP的2/3，所以，其变化对GDP有着重大影 响。在以前出现过的四个衰退期中，消费支出在其中两个都随之下降，另一个上升了0.2％，还有一个上升了1.4%。耐用消费品的消费支出被认为是在经济困 难时最容易被削减的部分，在前述四个衰退期中都下降了。与之相反，在2001年的经济衰退中，消费支出却增长了2.5％，耐用消费品支出更是增长了 4.3％，尽管同年个人可支配收入实际上仅增长了1.9％。
通过家庭负债消费，消费支出可以实现远比家庭收入高得多的增速。对家庭债务有三种不同维度的衡量指标：（1）家庭债务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2）家庭债务占家庭财产的百分比；（3）家庭债务实际支付率，即实际支付的家庭债务占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
为 什么美国家庭会在经济衰退的2001年不惜以承担沉重的债务去扩大它们的消费支出？原因在于联邦政府在那一年启动了快速降息政策。2001年，短期联邦基 金利率从6.24％降至3.88%，银行最优惠利率（它影响信用卡利率）由9.23％降为6.91％，30年传统抵押贷款利率由8.06％降到 6.97％。尽管降息并未能阻止商业投资的不断下降，但它却明显刺激了各个家庭增加负债消费。降息的结果是，家庭债务的实际支付率在2001年要比另两项 指标提升的慢得多，也就是说，降息并未明显增加家庭的偿债负担。
美 国联邦政府、州和地方政府也为减缓2001年的衰退作出了贡献：联邦政府采购的扩大为GDP增长贡献了大约0.25个百分点，而州和地方政府消费的增加也 为GDP增长贡献了约0.3个百分点。但依靠增加的家庭债务而扩大的消费支出的贡献更显著，2001年，它提升了GDP的1.74个百分点。其结果是，在 下一轮经济扩张开始时，面临着比前一轮经济扩张结束时更高而不是更低的家庭负债水平。事实也的确如此，始于2002年的经济扩张，其家庭负债是1980年 以来的最高水平。
2002—2005年的经济扩张
美 国经济在此轮扩张中的头两年增长缓慢，2002年为1.6％，2003年为2.7％。但2004和2005年的增速要快很多，分别达到4.2%和 3.5％。另外，在这两个时期，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也是不同的。为了探究经济增长率的差异及其背后的推动力量，可以把当前的经济扩张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 段包括2002—2003年，第二阶段包括2004—2005年。
1962 年以来，以前发生的每一次商业周期的扩张都是以非居民固定投资的快速增长为开端的，但这一次却不然。第一阶段的非居民固定投资不是下降就是徘徊不 前：2002年下降了9.2％，2003年仅增长1.3％。这说明，在此前经济扩张中所产生的过剩生产能力还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工业能力利用率从 2000年81.8%的顶峰回落到2002年的75.1％和2003年的75.7％，达到了自20世纪80年代初那次严重经济衰退以来的最低点；同时，失 业率也攀升了大约10％。
在 第一阶段，经济扩张源于消费支出的增加。2002年，消费支出增长了2.7%，比GDP1.6%的增速快许多。仅消费支出本身就为当年产出增长贡献了 1.9个百分点，高于产出实际增长率。2003年消费支出继续增加至2.9％，略高于2.7％的产出增速，它为产出增长贡献了2.05个百分点，占全部产 出增长的76％。
如 何解释消费支出在第一阶段发挥了主导作用这一现象？2002年，美国居民的个人所得，包括一个家庭的全部税前收入，仅增长了0.4％。正如相关数据所显示 的，无论是工资和薪金还是财产收入都下降了。但布什政府实施了减税政策，当年个人税率下降了16.2％。大规模的减税使得2002年的个人可支配收入增长 率攀升到3.1％，比消费支出2.7%的增幅还多0.4个百分点，还导致了2002年个人储蓄率的提高，这是1998年以来该项指标惟一上升的一年。
布 什减税政策的主要受益者是那些巨富们，他们对该政策的反应就是将大部分收入储蓄起来，根本不用于增加消费。然而，减税政策却影响了某些中上等甚至是中等收 入家庭，这或许就是消费支出增加的原因。当我们用减税来部分说明消费支出增加的原因时，家庭债务的数据却表明消费支出扩大的相当部分资金是靠增加消费信贷 获得的。2002年，家庭债务的前两项指标大幅升高了，但第三项指标——债务实际支付率，却只略为上扬，这得益于2002年的降息减轻了已发生债务的负 担。所有这些表明，快速下降的利率再一次刺激了消费支出的增长。
2003年，个人收入增长缓慢，只有1.3％，好在个人税率再次下调到6.7％，结果导致个人可支配收入上升2.4％，但当年的消费支出却提升了2.9％，债务融资再次成为家庭继续维持其消费支出扩大的手段。
政 府采购对第一阶段的经济扩张作用有限。政府采购对产出增长的贡献，2002年是0.8个百分点，2003年是0.53个百分点，与每一年不断上升的净出口 赤字的增长率基本相抵。2003年，由于州和地方政府采购以及联邦政府非军事采购对经济增长几乎没有什么贡献，联邦军费支出就成了政府推动产出增长的主要 因素。最后，作为对极低利率的反应，居民投资在2003年开始快速增加，当年产出增长的0.41个百分点即来自于此。
在 经济扩张的第二阶段，产出增长明显加快了，2004年和2005年分别达到了4.2％和3.5%。尽管消费支出在该阶段仍不断扩大，但它已不再是GDP增 长的主导因素。这一角色已被非居民固定投资以及位居第二的居民投资所取代。非居民固定投资终于开始飙升，其增幅在2004和2005年分别高达9.4％和 8.6％，居民投资的增幅在这两年也分别达到了10.3％和7.1％。全部固定投资分别使这两年的经济增长提高了1.47和1.29个百分点。
为 什么非居民固定投资会在2004年迅猛增长？虽然工业能力利用率有所提高，在当年达到78.6％，但仍低于20世纪90年代经济扩张时80％—84％的历 史记录，那么，可能的原因只能是2001年以后税后利润率的明显复苏了。它从2001年2.6％的低点一下子升到2004年和2005年的4.6％，升幅 高达77％。利润率的提高主要源于工人实际工资涨幅和工人人均产出增幅之间的严重不对等。从2001年到2005年，非金融企业工商部门的工人人均实际报 酬每年仅增长0.6％，而该部门人均产出却每年增长3.1％。因此，正是这种抑制实际工资增长的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实施，造成了2001—2005年利润率 的飞涨。
尽 管工资涨幅受到了抑制，但是，在经济扩张的第二阶段，消费支出依然迅速扩大。虽然消费支出在2004年只有微弱增长，远低于GDP的涨幅，在2005年也 只是与GDP增长同比变动，但大规模的消费支出仍在推动产出增长，在2004年和2005年对GDP增长的贡献分别占到65％和71％。在此，我们已触及 新自由主义制度结构下资本积累的矛盾的核心。在实际工资被抑制的情况下，如何使消费支出持续迅速增加？相关数据表明，个人可支配收入在2004年和 2005年的增幅明显小于GDP，但消费支出并未减少。2004年，消费支出增幅达3.9％，而个人可支配收入却只增长了3.4％。2005年，这一缺口 进一步显著拉大，消费支出增幅高居3.5％，而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却仅为1.4％。2005年，个人储蓄率也转为负值，是个人可支配收入的-0.4%。
对 消费支出不断扩大而实际工资停滞不前这一矛盾的解释，只能到家庭债务的不断增加中去寻找。2002—2005年的整个经济扩张，是在近年历史中从未有过的 高水平家庭负债的支撑下形成的。从2000年上一轮商业周期的顶峰开始，家庭债务与可支配收入的比率从91.0％上升到120.0％，家庭负债与家庭资产 的比率从13.3％升为16.9％，债务实际支付比率从12.6％升至13.7％。在整个时期，家庭债务的第一项指标始终稳步攀升；第二项指标在经过了从 2000年到2002年的上升后，直到2004年都较为稳定，在2005年又开始了新一轮攀升；第三项指标在2001年衰退时曾明显上升，之后一直稳定地 持续到2004年，2005年再一次升高。家庭债务的这三项指标增长的不同类型，显示了债务上升的原因。
家 庭债务的第三项指标即债务实际支付率的走势，可以用利率的变动加以解释。2004年以前利率的持续下降和还款条件的放宽，使得许多家庭得以迅速扩大它们的 借贷和债务与可支配收入的比率，而不增加偿债负担。这样，美联储的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就允许美国家庭在没有即期成本的情况下扩大它们的债务。但是，利息在 2005年的上升，再次抬升了债务实际支付率；如果利率继续提高，债务负担无疑会进一步加重。
家庭如何能借到如此多的贷款？第二个指标即债务与家庭资产的比率，在2002年之后持续两年之久的稳定，提供了这一问题的答案：住宅行业的泡沫膨胀使得家庭资产迅速升值，家庭正是凭借增值了的家庭资产去获得贷款的。
我 们还应注意住房价格指数（housing price index，HPI）与房主等值房租（homeowners equivalent rent，OER）二者比值的变动情况。这一比值是一项权威指标，它直接反映了住房价格是否存在住房资产泡沫。资产泡沫意味着资产价格的上升不是源于其经 济价值而是自我强化的投机性购买（selfreinforcing speculative purchases），目的在于从可预期的资产价格的进一步提高中获取购销利润。OER被用来表示拥有某一住房的经济价值，所以，HPI与OER比率的大 幅上升，可以说明住房价格已超出了由其经济价值变化决定的正当价格。
HPI 与OER的比值在1985—1989年的经济扩张中处于上升状态，尽管在这四年时间里仅增长了5.1％。这个比值在1991年的衰退和1992—1995 年的经济小幅扩张中一直下降，然后又缓慢上升，在2000年时达到接近1989年的水平。然而，在2001年的经济衰退中，HPI／OER值不降反升，而 且在随后的四年中继续上扬，在2000—2005年期间共增长34％。到2005年时，它已高出1980—1999年期间历史最高水平（1989年的数 值）的32％。这表明，不断增大的房产泡沫已在此轮经济扩张中出现，自2003年后表现得尤为明显。
房产泡沫有助于家庭获得更多的贷款，它解释了为什么在债务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率继续增长的情况下，家庭债务占家庭资产的比率却在2002年后的两年停止了增长。然而，由于2005年家庭贷款的增速甚至超出了住房价值的涨幅，家庭债务占资产的比率再次上扬。
结论
现 在，我们已经有了评价2002—2005年经济扩张所需的全部要件，从中可以抽象出新自由主义制度结构下有关积累矛盾的某些内涵。下面，把推动经济扩张的 关键因素依其重要性排列如下。（1）由债务增加所驱动的消费支出的增长，前者又是放松银根政策和房产泡沫的结果。（2）由利润率升高引发的非居民固定投资 的增长，前者主要是工人人均实际工资增长明显低于人均产出增长的结果。（3）放松银根政策，或许还包括房产泡沫所导致的居民投资的增长。（4）主要由不断 增加的军事采购构成的联邦支出的增长，直接推动了GDP的增长；削减税收间接推动了GDP的增长，急剧扩大的联邦财政赤字为其提供了资金保证。它导致从 2000年的1890亿美元的财政盈余，发展到2004年的4280亿美元的巨额赤字，2005年，这一数字有所降低，达到3610亿美元。
可 见，新自由主义结构下经济增长的矛盾在于：一方面，是有利的剩余价值生产条件，表现为通过抑制实际工资而形成的利润率的不断提高；另一方面，是困难的剩余 价值实现条件。这一矛盾，在2002—2005年期间，通过增加家庭和政府负债、大幅降低利率以及制造房产泡沫等办法得到了暂时解决。这与上世纪90年代 的经济扩张有某些类似之处，当时，由股市泡沫支撑或引发的投资热潮和消费热潮阻止了生产过剩。资产泡沫之所以易于在新自由主义结构中产生，是因为收入向利 润和富有家庭的转移会形成大量的、急剧增加的投资基金，而最终需求的潜在增长却被同一过程限制了。于是，过剩资金就会寻找机会去进行某些资产的投机，从而 形成了泡沫。新自由主义结构下的经济扩张似乎就有赖于这种泡沫，还有债务的增长。
当 2001年随着股市泡沫破裂而发生经济危机时，在新自由主义制度结构内，还是具备限制这场危机严重性和持续性的有利条件的。这是基于两点原因：（1）利率 相对较高，为降息留下了足够的空间；（2）联邦财政处在盈余状态，为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留有余地。但是，用来缓解2001年经济衰退并刺激经济扩张的手段 将家庭债务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政府负债也达到了很高水平，同时使利率降到了历史的低点。这些变化，预示了新自由主义结构下美国经济的未来走势。
房 产泡沫已在2006年停止了膨胀，并且有可能在当年夏末前后破裂。当房产泡沫像所有资产泡沫一样不可避免地萎缩时，每个家庭就会发现凭借家庭资产价值获得 更多的贷款将是很困难的。利率在2004年降到很低水平后便开始攀升，这使得家庭债务负担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这表明，用超过个人可支配收入增速的消费 支出的增长来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已达到它的极限。如果这是事实，一场生产过剩的危机将难以避免。
基 于上述趋势，当下一个危机爆发时，政府将很难采取有效步骤去缓和它。受众多因素约束，美联储在近期不太可能再降低利率。这些因素包括：持续高位的能源价 格，以及由巨大的美国贸易和经常项目赤字引起的对美元贬值的压力等。由于存在大量的联邦赤字，联邦政府几乎没有余地去进一步运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其结果 是，由于消费支出的停滞或下降以及商业固定投资的下降，当下一轮生产过剩的危机来临时，可能会演变为一场严重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滞胀很可能发生：消费 和投资需求的下降会抑制GDP的增长；与此同时，巨额的经常项目赤字要求更高的利率并引起美元贬值，进而引发通货膨胀。
人 们不可能准确预见美国经济发展的进展。但是，前面的分析表明，新自由主义结构下的美国经济在推进经济扩张和防范严重经济危机方面已力不从心。如果在这种结 构下解决资本积累的主要矛盾的权宜之计已开始失效，那么，我们或许正在进入一个新自由主义模式自身的危机时期，它类似在20世纪70年代初发生的调节资本 主义的危机。如果这一切发生了，新自由主义制度结构将会在这一危机中归于毁灭。■
注 释
① 详见载于本刊2003年第8期和2004年第10期的有关文章。——译者注。
（转自：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1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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