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快刀丁三
作者按：作为一个历史爱好者，我的试图只是，以 自己的视角寻找出毛泽东个人最终获得成功的一条线索——至于他的成功，是不是意味着中华民族的失败，如有的网友所论，则不在这个范围内。就我个人来说，我 是以一种异常复杂的感情和态度，来谈毛泽东的。正如对毛泽东的态度，我从幼时、少年时、10年前和现在，都不断极端、剧烈地变化一样。——但，作为历史爱 好者，我喜欢李泽厚谈毛的一句话，对毛泽东，“不管你是爱是恨，是……”，他毕竟是20世纪中国最重大的历史现象。是不能回避的。
一、引言
40年代中期，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与黄炎培进行着著名的“周期律”对话。当毛泽东轻轻吐出“跳出周期律的道路，是民主”时，延安事实上对“城市中立阶层”做出了一个许诺。这个许诺的意义是如此简单，又如此重大，以至于后来为国共双方众口相忌。
这个“城市中立阶层”，生活在上海、南京、汉口、重庆等。这是广漠的农业中国背景下的几个孤岛，孤岛上同样孤单、少数的一群人。他们是记者、教师、工程 师、医生、作家、学生、学者、小私有企业主、经理……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中产的，市民的，温和的，某种意义上也是隔绝于苦难国土的新生活方式的代表者。
这些人，大多数生活在口岸城市，即使是他们的社会身份，本身也是“舶来品”。但就历史来说，他们也并不是毫无渊源、横空出世的一群人。他们的上一辈，事 实上是那些拖着辫子或剪掉了辫子的中下层士绅，这一点，不论从地位、作用还是血缘，都可以找到依据。30多年前，正是中下层士绅、新军和秘密会社的结合， 终结了一个2000多年的帝国。
他们的上辈本身是无力的：这种无力表现在他们只有给奄奄一息的古老帝国致命一击的能力，却丝毫没有重新 建设一个国家的能力。破坏性大于建设性。虽然中下层士绅代表了一种几千年的传统、代表了数以亿计的人民，但恰恰是这个“代表”，使他们无法挣脱和超越他们 的身份属性，无力去建设一个新中国。而到他们这一辈，毫无疑问，更加的无力，因为随着一代人的成长，与口岸世界更加严密的结合，与广漠国土极其严重的隔 绝，他们已最终沦为古老中国肌体上的一层油脂，和肌体不再关联，只要政权稍微强大，就随时可以剥离掉它。
但，在40年代中后期，争取这样的一个人群，却是毛泽东的战略目标之一。为此，他甚至不顾党的理论和传统，许诺“民主”；为此，中共最被这个阶层接受的人物——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已频繁往来延安和重庆、南京将近10个年头。
原因惊人的简单，又惊人的重大。这个阶层，事实上是南京、国民党的基石。
从南京政权、国民党出现的第一天起，它就是一个组织涣散、成分复杂、能力极其低下的政党。留学生、新军、宪政学者、秘密会社成员、华侨、地方士绅，是它 第一阶段的主要党员构成。其中，有真正社会影响力的，是地方士绅和秘密会社。但，这是两个先天不足的群体，留念过往的生活，狭隘视野，地方思维，乃至固步 自封，使他们不可能对抗列强、军阀、鸦片、腐败、农村破产、人民蒙昧、国家一盘散沙等延续百年的顽疾。甚至，很大程度上说，他们本身就是这一幅中国图景的 “添加剂”。
这群人的名义上领导起国家，也正是那十几年地方主义盛行的根本原因。而后，随着欧战的结束、地方军阀的摧毁农村组织，中国 社会的重心，至少是表面上看，迅速转移向了几个孤岛般的城市。20年代上海的迅速崛起，从一个角度折射了这个变迁。国民党的组织基石，也就从地方士绅、秘 密会社，转向了上述的“中立阶层”。
西山会议派、孙科等，没有注意到这个变迁，他们失败了；汪精卫、胡汉民等，无力把握住这个变迁，他 们失败了。蒋介石了解着这个变迁，并以各种手段争取着这个阶层，包括笔者曾详细描述的“蓝衣社运动”，事实上都是面对这个阶层的努力，于是，当几十万新市 民新阶层被控制在他的组织之下时，他也就以三大势力——黄埔、买办和新阶层，成为了国民党的头号强人。特别是这个“中立阶层”、新阶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 说，30年代民国名不副实、昙花一现的“黄金时代”，特别是经济上的高速发展，就是由这个阶层推动的。
但，抗日圣战使这个阶层元气大伤。他们失去了原本宽裕的中产生活，在严酷的民族决战中，事实上也失去了部分的话语权力。“国防文学”等的兴起就证明了这一点。军人特别是特务的权力被前所未有地加强了。而蒋介石更或有意或无意地，以轻蔑的态度面对这个阶层。
胜利和还都，给这个阶层以希望：宽裕生活、受人尊重的地位、话语权、乃至“建设”……这些他们渴盼8年的东西，似乎近在眼前。但，随后两年的历史表明， 他们一个都没得到，他们也将一个都不会得到。“反饥饿”的口号、下关事件、“国大”选举和“反内战”的口号……1946年和1947年成为媒介焦点的这些 词汇，正是他们处境的写照。
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他们组织了包括“民主同盟”在内的政党。但包括他们自己在内，谁都一清二楚：比起他们的上辈，他们连破坏的能力都很有限了。他们只能在两股大势力中作出依附性选择。
1946年到1947年，毛泽东连他们的依附都不需要。他需要的只是“中立”。1946年到1947年，蒋介石也拒绝了他们的依附，只是，他不知道，没 有他们的依附的话，即使他们只是“中立”，虽然不会加剧延安、共产党的强势，但却会掏空了南京、国民党的躯体，让他们更加没有能力。
如果说，在此之前，只是南京的令人无法容忍的腐败和粗暴，让“中立阶层”一再失望，从而情感复杂态度模糊的话，那么，在一次次“访问延安”，而共产党又如此成功地缔造了自己爱国、清廉、开明、有力的形象之后，选择就变得简单。
久经苦难的中国人民，急于终结一个世纪的懦弱、动乱、战争，于是，历史简单到了“非此即彼”的地步。也于是，在四十年代中后期，南京失去了什么，延安就得到了什么。
于是，1947年夏天以后，一边是空前学潮，另一边是大军挺进。2年后，民国亡。
进行毛泽东思想研究，选择这个视角作切入，是一件冒险的事。但“引言”毕竟是“引言”，这第一个碎片，可以纽带此前和此后的毛泽东、中共和中国命运。
二、留学生
在整理历史时，中共理论家们总是有意无意地忽略一些重大的事实。比如，毛泽东，或者说党的许多创建者，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说从来不是共产主义 者；又比如，中国革命是在1949年以后，更准确地说，是在1952年以后开始的，在此之前，它和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农民运动几乎没有根本区别。
回顾建国前的28年历史，可以发现，甚至可以依据时间划分前14年和后14年。而前14年，中国历史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留学生主导的。
从容闳时代开始，中国从“冷眼向洋”到“热眼向洋”，国内危机越深重，留学潮流越盛。五四后，两股留学生占据了口岸历史的中心，并一直延续到1935年。那就是留美学生和留日学生。
如前所述，留美学生是民国形态的缩影：一方面，他们几乎代表了所有新生的生活方式：口岸建筑、大学群、现代传媒、基督教信仰、自由主义思潮、妇女解放运 动，乃至喝下午茶的习惯……他们是一群受人尊重的“先生”，比今天的所谓自由主义者要真诚得多、严肃得多；另一方面，隔绝、孤立乃至幼稚、涣散，是这个群 体的特征。到1935年，也就是“前14年”终结时，蒋梦麟曾坦率地承认自己不懂得农民的要求，承认了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无力。
留美学 生是漂在中国社会的“大水上的几片油花”，只是民国这样脆弱，这样一盘散沙，他们才能有他们的一席之地；只是对旧生活的极度厌倦、对新生活的极度渴盼之间 的真空，在没有别的思潮可以填充之际，中国人愿意惯性地信任“先生”，才给他们以一席之地。这不仅是留美学生的写照，也是中华民国的写照：它仅仅介于帝国 和新中国之间，去脆弱地填充一个真空。
蒋介石的成功，或许也可以简单、片面地描述为：他把留日学生和留美学生结合了起来，以前者为领 导，代表暴力倾向、新兴军械和组织方式，以后者为基石，代表新潮流、新信仰、新生活方式。这就是南京政权的10年的基本面貌。这种结合恰恰也在1935年 达成了高潮：大批自由主义者进入政府，担任高职，以至于独立的《大公报》也欢呼一个新格局的到来；以留日学生为主导的蓝衣社，发展了几千个小组，几乎控制 了高中以上的全部学生。
与此同时，在口岸和大城市之外，留俄的学生和相对而言次要一些的留法学生、有“公社”倾向和技术官僚倾向的学 生，他们结合起来，在争取着红色的、农村的和武装的力量。前者是王明、博古、李维汉等，后者是周恩来、刘少奇、李富春等，乃至后来的邓小平。前者是列宁主 义者，而后者，既有传统的烙印，又有社会主义的痕迹。
1935年就是这样的一个重要年份：在口岸和大城市，留日的和留美的，几乎释放干 净了他们进一步合作的空间，这个空间在次年，以农业丰收、货币统一、蒋介石本人的“献机祝寿”仪式等表现出来。但这既是高潮，也是尾声：命运一般地，中国 现代史都是以“嘎然而止”的方式终结一个年代；战争爆发后，代表旧时代的“族长”蒋介石，和地方军阀开始了注定失败的合作。
而在农村，留俄的和留法的，也释放干净了他们进一步合作的空间，这个空间因军事失败、俄援断绝、以及留法势力岌岌可危的地位，变得再无余地。他们也转向了和“红色军阀”——毛泽东、张国焘、高岗、贺龙等人的合作。
1935年，留学生主导的时代终结了。一切又都可悲地、但现实地回到了本土。此时，站在历史舞台上的，一个是回归到儒学信仰、宫廷阴谋等古老传统的蒋介石，另一个，是从《水浒传》、严密组织、墨家思维中挣脱出来，并探询着自身、红军、国家和人类命运的毛泽东。
毫无疑问，富田事件到遵义会议，是毛泽东生涯貌似低沉、实则高潮的一个阶段。在此之前，他只是个很实际很能干的富农之子，参与创建共产党，也不过是他找 到了一个他自己醉心的那些东西——天下大同、均贫富、伦理主义、惟意志论，乃至前期的墨家思维，等等——的投影。这些内容的投影。但，在长征中，他却一再 实现对自己的超越，对自己的升华。
毛泽东思想的萌芽，正在1935年。
三、村社组织
现代史的那些大人物中，除了毛泽东，几乎没有人认识到，自帝国执行最后一次的财税改革——摊丁入亩——后，村社组织已经成为200年里的一支决定性的力量。
或许是生长在湖南，生长在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的传说里的缘故，至迟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已经初步勾勒出200年来叛乱与平息的一幅粗糙图景：在 偏远、被忽视、贫瘠的地区，流民、秘密会社和邪教思想的结合，形成了帝国晚期的两次主要叛乱，即白莲教和太平天国运动的来源；而中下层士绅、正统村社组织 和捍卫儒教国家的本能意识的结合，是镇压这两次叛乱的力量——团练和湘军——来源。一句话，近代中国的对决，事实上是在两种截然对立的村社组织之间展开 的。
当两股村社力量对立时，帝国就能作为一种超然的力量，维持它的生存。而1911年，这两股力量事实上结合了起来，于是，帝国也就终结了。
1925年到1929年的五年间，毛泽东领导的，游离于莫斯科和上海意志之外的农村运动，有太多的洪秀全的痕迹：以雇农、贫农、秘密会社为依托力量，乃 至强调娼妓、土匪也是革命力量，“打倒土豪劣绅”，事实上是划分了“非正统”和“正统”两个阵营；毁坏庙宇、祠堂，既有墨家思维的痕迹，更摧毁着正统村社 的精神寄托；把“民团”——团练的延伸——视为主要敌人，并在村社组织了大大小小的各种“委员会”，为的是避免洪秀全的覆辙……
也就是说，毛泽东已经鲜明地意识到：摧毁正统的村社组织，是中国革命的根本。洪秀全的失败，在于他无力将他的组织延伸进长江流域的广漠乡村，使正统村社组织得以反扑。毛注意到了这一点。
但，和洪秀全“地上天国”的理想不同。毛赖以结合流民、秘密会社的，是简单的共产主义概念。不久后，毛泽东就发现，以共产主义来运动农村，是一个拙劣的事。这也是井冈山失败的根源。他需要一套新的、既能为莫斯科、上海接受，又能有效动员流民的理念和口号。
这一年，毛泽东带领四千名战士离开贫瘠的、无力供养他们的井冈山，来到瑞金。这里的番薯可以喂饱这些外来的士兵，较多的人口可以为他提供兵源。但问题 是，这里离蒋介石的统治中心太近，正统的村社组织也远比井冈山强大。另外一个问题是，上海已经把目光投向了这里，他“天高皇帝远”的红色军阀的角色，就要 扮演不下去了。
这三个问题的结合，导致了毛泽东政治上的“走麦城”。频繁的、大规模的“围剿”，使他越来越依赖江西的兵源，但顽强的摧 毁当地正统村社组织——包括土地政策——的努力，又导致了江西籍官兵的普遍反对。毛残酷地利用“AB团”借口，从肉体上消灭着异己，乃至导致了富田火并。 这一切，使江西苏区的对立异常尖锐，在上海介入后，毛被轻易地剥夺了大部分的权力。
上海的留学生来到了瑞金。他们继续着摧毁正统村社组织的努力，但这努力，更多苏联的痕迹，那就是无处不在的红色恐怖，强大的特务组织。政治保卫部门监视着军队、党组织、社会，很快到了让人不能忍受的地步。毛很快发现，反感和敌对情绪在苏区无声蔓延着。
江西人不能接受毛，也不能接受留学生。正统的村社组织努力地蜷缩起自己的躯体，但也在等待着机会。1933年，这个机会来了，毕业于黄埔军校、作为蒋介石“十三太保”之一的康泽来到江西，组织他的别动队。
洪秀全和湘军的历史，对黄埔的影响同样是巨大的。康泽带领他3000名黄埔学生，开始了修复江西村社的正统组织的工作。以2万余名蓝衣社成员、别动队员 为核心，壮丁队、“勇”、民团等士绅组织又被设立了起来，人数至少达到了50万。另一边，正统组织的传统工作——编保编甲、完善医疗、设立学校、扶植农 业，乃至恢复祠堂、族长地位的工作，也都大手笔地铺开了。南京和瑞金都有意识地扶持着一种村社组织。
持续一年多的对农村的争夺，以苏区的完全失败告终。当8万多名长征战士离开江西后，江西的共产主义运动几乎偃旗息鼓了。被宋美龄称为“国民党三大成就”之一的“江西新秩序”建立起来了，1934年以后，这个江西样板还被试图移植。
1934年10月，毛泽东侥幸地跟随大部队，踏上了长征的路途。但是，他的思考却一刻都没有停止过：该建立怎样的一种乡村秩序，来对抗正统的村社组织呢？
在长征刚刚结束的岁月里，面临灭顶之灾的红军和毛泽东，用一种变样的共产主义概念，继续向流民组织寻求支持。毛泽东写信给袍哥等秘密会社组织：你们讲天 下一家，我们讲共产主义，你们讲人人皆兄弟，我们讲阶级友爱，我们的目标是完全一样的……等等。这样的信，他写了很多很多。
但，这样的努力注定是无效的。一盘散沙的秘密会社，倘若没有和类似“地上天国”的理想，类似于洪杨那样的严密组织相结合，是注定无法和正统村社组织对抗的。毛泽东一声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如果根除掉正统村社的组织、信仰和秩序？以真正建设一个新中国？
这个思考，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瑞金的政治“走麦城”，以及长征，这6年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重要的年月之一。而接下来，1937年夏天华北和淞沪的枪声，则给了他以空前机会。
在洛甫的帮助下，毛泽东化腐朽为神奇，把溃败的长征定义为：在民族矛盾取代阶级矛盾成为核心矛盾之后，共产党人和红军的“北上抗日”，从而获得了道义制高点。
在共产党的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一个重大政策的通过，象“统一抗战”那样轻松、那样没有分歧了。莫斯科需要一个统一的中国以牵制日本，一贯务实的财经—— 技术官僚更了解“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意义。至于井冈山的军人，对他们曾经穿过的民国军装，也并没有太多的抵触。
问题只在于，如何迅速地扩张自己的实力？既然毛泽东把农村视为中国革命的核心，那么，问题更只在于，以怎样的村社组织去夺取农村？
1937年到194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毛泽东走的是曾国藩的道路。
“三三制”，这个被延安无数次地称道的组织模式，实质上是共产党、中下层绅士、流民的混合体。毛泽东创造性地把200年来你死我活地争夺农村的两种组 织，混合在了一起，并放置在经历了长征考验的共产党领导下。只有在一种文明面对着从未有过的威胁，从而释放出前所未有的文化认同感时，毛泽东才能做到这一 点。
这是毛泽东对历史反思的“否定之否定”。在这个组织模式之下，湘军、练勇模式被最大限度地丰富起来了，从正规军、游击队、民兵到儿 童团，整个乡村被空前地组织起来。或许，毛泽东从来没有过这样得心应手的时候：特别是在山西，他学会利用中下层绅士广泛的民间号召力时，短短3年时间，他 的军队扩充了10倍。
但，毛一刻也没有放松过对中下层绅士的警惕。曾在湖南试验过的各种“委员会”，在广漠的华北，勾勒了一张强大的民 间网络：牲盟会、团组织、妇女组织、儿童组织……覆盖了华北的村村镇镇。在幕后操纵这张网络的，就是党。毛知道，只有这样的挣脱了祠堂、血缘、正统观念的 组织，才能有效地限制士绅。而只有效率、清廉、爱国、献身的形象，才能使华北的大多数人挣脱他们千百年的习惯。
当华北的大多数村镇都在这张网络控制之下时，毛开始了“整风”。在另一个侧面，整风也意味着三三制的终结。因为，到了重组华北村社秩序的时候了。
在抗战的短短几年时间里，在华北，中下层士绅丧失了他们200年的领导地位。甚至，连一度拥有“十万民军”的河北豪强张荫梧，也渐渐发现，他的“红枪会”组织变得越来越没有吸引力。40年代中期，新华北出现了。
新华北出现时，红太阳也就升起了。
毛命运一般地选择了华北。接着又选择了东北。以华北为例，自摊丁入亩后，中下层绅士已经被严重地削弱了。与华南、湖广、华东等地不同，根植于血缘、祖先 崇拜、村际争夺与功名的士绅传统，在这里从来就是次要的。义和拳的席卷华北，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点。在这里，人们习惯以“户”为单位而不是以“族”为 单位进行归属选择。当科举废除、军阀又以华北为主战场进行混战后，中下层士绅更脆弱得如同一张纸。当它仅有的社会号召力被毛泽东利用一尽，它的历史自然也 就终结了。
40年代后期，一个个工作队深入着一个个村庄，进行以土地革命为纽带的乡村秩序重组。一个个类似华北那样的组织兴起了，它貌 似改变了千家万户的命运。但，许多共产党人都沮丧地发现，在宗族居主导的乡村，他们的努力是怎样的收效甚微。往往白天组织了批斗，晚上，就有贫农去探望受 到凌辱的地主。土地革命、合作化运动、集体化运动、四清……所有这些都是轰烈的，但也是表层的。真正主导这些乡村的生活的，仍然是延续千年的血缘与文化认 同。土地庙崇拜，也事实上一刻都没有终止过，只不过进行得更加隐秘。
在这样的土壤上，自然，党官僚复活了，许多儒家传统不仅延续、甚至反弹了。到这是，晚年毛泽东开始寄希望于下一代人，希望“生长在红旗下”的他们，能够通过破四旧、通过冲击党官僚和割裂血缘传统，来成为他的接班人。
但，当那场浩劫般的实验结束后，毛泽东承认：他只改变了北京周边很少的一些地方。他指的是不是华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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